假设都是1450小作文。996所有讨论都刻意忽视的资本与工人阶级对立。舆论试图混淆资本家的996和工人的996。表明资本家已经彻底把持话语权，没人想过工会保障工人阶级利益。有钱万岁，估计早已没工人阶级这回事了——国内找个论坛讨论阶级问题，10秒就被删帖，几分钟之后整个账号都被删了。难怪没人谈阶级，没人谈工会和工人权益，因为已经没有人能说话了。这些网警水军，自己难道不是工人阶级？给官僚资本卖命，能不能不要这么拼？
可以说996标志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取得完全成功，工人阶级力量被完全消除，完全处于(官僚)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从共产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人阶级将被打压得更惨：原工人阶级政党最清楚怎么对付工人阶级。另外，对内打压工人阶级很熟练，却完全没有学会对外帝国主义那一套。不是收保护费就是在人后院放火，这叫帝国主义。给人白送援助等人翻脸不还钱，这叫共产主义。老毛多少年前就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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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据现有资料记载，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是在1959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这年的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次关于和平演变的演讲（即1958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商会发来的《对远东的政策》的讲话；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1959年l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讲话）作为反面材料，要与会同志认真地看一看。
1959年11月12日杭州会议，毛主席提醒说：“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张平化的谈话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对他们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
和平演变历史背景：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
毛泽东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既不是一时冲动和权宜之计，也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他多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和平演变战略进行冷静观察与分析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我们国内、党内情况的现实思考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1、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促使毛泽东高度重视反和平演变问题。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他们企图通过军事威胁武力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等手段来消灭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绞杀下，不但没有被扼杀和消灭，反而愈来愈兴旺发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已由一国发展到十多国家，形成了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变换手法，将以武力为主的扼杀方式改为武力威胁和“‘和平演变”两手并用或交替使用，以非暴力为主的扼杀方式。西方帝国主义的这种扼杀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具体说来，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酝酿和基本形成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中叶。
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强大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壮大的实际，向当时的美国政府写出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构想；次年5月，美国政府根据凯南的报告，成立了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订对共产主义遏制政策时，明确提出了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来“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说：
“对苏维埃实行遏制政策，不仅仅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手段，而且是某种政治威胁手段。要在10年至15年后，使苏联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1949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前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中国问题向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起来”，从内部颠覆人民政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艾奇逊说：
“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对西方帝国主义制定和平演变战略形成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是1953年1月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这年的1且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杜勒斯的所谓“解放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代名词。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第二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展开和在全世界实施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世界范围内正式推行和展开时期。
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波匈事件，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政要人士认为他们推行的所谓“解放”政策，对于消灭来自共产主义方面的“威胁”是成功的，因而更坚定了他们进一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狼子野心。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就公开对英国电视公司记者说：
“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说：
“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目前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甚至批评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的措施，是一些“空话”。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调整时期，其特点是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重点由苏联移至中国。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更是将“和平演变”战略作为摧毁共产主义主要手段。他在不放松对苏联和东欧和平演变的同时，加强了中国对和平演变的攻势。尼克松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其目的除了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即借助中国寻求与苏联的战略平衡外，就是要把脚伸进长城以内，使中国人民听到“自由之声”。他明确主张，通过同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交往，对他们的领导人施加政治影响，使之逐步演变为“文明”的资本主义。特别是随着1979年中美的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的改善，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搞“和平演变”有了更多的渠道和客观条件。这样我党、我国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正是基于这一实际状况，江泽民早在1992年就指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
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使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很早就思考着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下，中国共产党人应如何采取措施，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2、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现象的出现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他更加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很快得到验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逆流。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背着参加会议的各国兄弟党的代表，抛出了反斯大林的所谓的秘密报告，借反对个人崇拜而疯狂地反对斯大林，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借此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不满。接着，赫鲁晓夫又抛出了“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简称两全三和）”的修正主义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年的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事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特别是从50年代后半期起，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苏联领导人又不顾国际主义原则，从大国主义出发，不惜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相要挟，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等等，给我国社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感觉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确已经存在着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
3、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我国出现的少数人闹事和右派的进攻，以及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样，就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在中国共产党内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1957年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深入人心。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我们有的工作没有到位，加上一些刚刚被剥夺了权力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煽动，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也是在这时候，少数右派分子趁我们党出现了一些错误之机，向共产党闹独立，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与共产党分享权力，与共产党轮流坐庄，等等；而被共产党赶到台湾的国民党又在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残存的反动势力也遥相呼应。这样，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当时在我们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由于在革命的胜利面前骄傲起来，面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打了败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在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被敌人“和平演变”的“土壤”。
以上可见，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是他的主观臆造，而是他在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共产党内的实际情况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或者说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苏共二十大后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现象的滋长，使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
二、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也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一股暗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说这一政治战略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酝酿时期。这一阶段从1949年后期毛泽东批驳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开始，到1958年明确提出要注意和反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言论为止。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灭亡在即，为挽救国民党的败局，美国政府在武力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又展开了政治攻势，企图从中国内部找到第三种力量。这样美国政府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通过在中国挑选和组织“民主个人主义者”，施展其自由主义影响，以消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发表了五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指出了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干涉由武装的干涉转变为“和平”的干涉，并要中国那些自称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要冷静地想一想；同时要求中国人民要看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毛泽东通过五评美国政府白皮书，为后来的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53年，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所谓的“解放政策”后，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对我们的进攻。1956年，发生了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波兰、匈牙利出现了动荡局势。对此，和平演变战略的倡导者杜勒斯等欢喜若狂，他们公开宣称是美国的政策促使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走向自由化。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获得成功。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复辟为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不难看出，尽管毛泽东这时候还没有公开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但他已较明确地觉察到了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确实存在。所以，从这时候起，他一方面注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阴谋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与苏联共产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作坚决的斗争，并开始认为赫鲁晓夫正在沦为修正主义分子，苏联也正在蜕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正在苏联变成现实。
2、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形成时期。这一阶段从1959年11月明确提出反对和平演变，到1963年提出“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据现有资料记载，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是在1959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这年的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次关于和平演变的演讲（即1958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商会发来的《对远东的政策》的讲话；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1959年l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讲话）作为反面材料，要与会同志认真地看一看。毛泽东明确地说：
杜勒斯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
去年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
毛泽东在提醒要重视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也告诫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确实存在着被“和平演变”的内部因素。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诸方面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搞和平演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消失了，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别是不有少数仇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他们在国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时，必定成为内应力量。
第二，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等现象，既是和平演变的“土壤”，又成为那些敌对分子煽动和平演变的口实。
第三，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态度，盲目崇洋的观点和情绪在滋生蔓延。
第四，几千年的封建剥削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亡。这些旧的观念时时在侵蚀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灵魂，因而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文化“土壤”。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的“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句话，足以说明和平演变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所以，他多次提醒我们党要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
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不仅初步形成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而且对如何贯彻和实施这一政治战略作了探讨，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1963年5月9日，他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第一次提出了拒腐防变、反对和平演变的措施。毛泽东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3、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发展的完善时期。这一阶段从1964年6月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谈话开始，一直到他逝世。这一阶段，他的关于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进一步系统化。
1964年后，毛泽东再次把反对和平演变问题提上党的重要日程。这时候，他考虑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毛泽东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则和平演变就有了保证。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两个问题抓住了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点。1964年6月16日，他在二次会议上明确地说：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还在许多不同场合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条件作了明确阐述，并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标准。
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更多是重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级领导集团的建设问题。他始终认为，如果领导人变了，整个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所以，从1965年8月以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论及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要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恩、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注意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缺点和错误；他多次批评林彪、四人帮一伙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自《政治战略家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